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如无意外，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将于明年1月20日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面临新冠疫情、国内经济下滑、高失业率以及与中国的贸易争议等，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将会如何调整税务、贸易和投资政策，进而对世界经济和局势造成相关影响。
          

税务政策

        拜登在竞选施政纲领中所包含的税务政策方案主张加强对企业和高收入个人征税，同时为特定家庭和经济行为提供税收优惠。具体而言，拜登的税务政策方案包括以下 主要内容：
        
        1.将企业联邦所得税从21%增加至28%；
        
        2.对于账面收入超过1亿美元但未缴联邦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征收税率为15%的最低账面税。外国税收抵免的相关政策应该仍然适用；
        
        3.在联邦企业所得税调增至28%的情况下，美国公司股东的全球无形低税收入（GILTI）最低有效税率提高至21%；
        
        4.鼓励制造业回归美国并为此提供税务优惠，例如为美国制造公司设立新的税收抵扣，修改税法条款以鼓励美国医药企业在美国生产并免除将生产环节迁出美国的企业已经享受的税收优惠，甚至制定“退还”条款以要求将制造环节迁至海外的美国企业返还曾享受的政府资助及税务优惠；
        
        5.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提供税务优惠；
        
        6.为美国企业在雇员多元化、为低收入人群和新移民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加工作收入、及改善自然环境和参与各级政府项目等方面所做出的投资提供税务优惠;
        
        7.对于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提高社保税征缴工资上限；
        
        8.对于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取得的长期资本利得按照普通收入所得税税率征税（最高至39.6%）；
        
        9.私募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从基金中得到的绩效收益不再适用个人联邦资本利得税率，需按最高可至39.6%的普通收入税率纳税；及
        
        10.调整1,158万美元现行赠与/代转（GST）终身免税额至 2009年约350万美元。
        
        由上可见，拜登税务政策方案中，美国联邦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均有所提高，如果拜登的税务政策得以全面实现，同现行法规相比，当公司制企业将税后收益分配给高净值投资人时，分配价值将有较大幅度（最高约34%）的下降。依照拜登税务政策方案，对于高净值个人而言，相较于投资公司制企业，投资穿透型企业可能会收到更多的税后收益。
        
        以上税务方案的宗旨是对美国企业和高收入个人增税。其政策动因主要为： 
        
        1.为应对新冠疫情提供资金；
        
        2.支付特朗普政府CARES Act向美国企业和个人支付的财政补贴；
        
        3.支付不断升高的联邦政府国债，以及
        
        4.鼓励国内制造业和增加基础设施支出。
        
        5.通过普华永道美国于2020年10月所作调研，500余家美国企业高管中多数预期拜登当选总统的政府会落实以上增税方案中的部分条款。
        
        鉴于美国的新冠疫情仍未得到控制，疫情引发美国经济下滑较严重，此时间点加税的可行性、这些方案能否或何时落地及具体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共和两党在新一届国会的控制权。目前来看，民主党以微弱优势保持众议院多数席位，而共和党以50:48在参议院暂时领先。如果在明年1月乔治亚州重新选举（runoff election）后，共和党维持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拜登的增税方案获得国会通过的难度会大幅增加。但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党两名参议院候选人在乔治亚州的重新选举中胜出，民主、共和两党将以50:50平分参议院的100个席位。届时哈里斯当选副总统将可以她的关键一票决定何方在某些需要简单多数的关键事务投票中胜出。即便如此，在经济急需提升的宏观背景下，拜登亦未必能够说服民主党内保守派支持他的增税计划。
        
        

贸易和投资政策

        除税务政策外，美国国内外商业、产业人士亦非常关心拜登及其政府执政伊始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与其对美国各主要行业的影响。
        
        事实上，拜登至今尚未对其新政府的贸易政策作出全面阐述，但是舆论对于拜登近期发表的贸易相关言论大致有以下归纳：
        
        1.拜登支持关键领域的制造业，包括医药、半导体、通信技术等产业链“回归”美国，增加美国供应链的安全性，并主张在清洁能源和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采购项目中优先购买美国产品。
        
        2.在竞选过程中，拜登在对华贸易政策上显得较为强硬。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和政府补贴等方面，都对中国政策提出过批评。如果拜登政府继续与中国推进“第二阶段”经贸谈判，谈判议题可能会更深入引向这些领域，并要求获得中国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而不是以制裁、关税或者“汇率操纵”指控等方式与中国对抗。拜登指出，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最终由美国消费者买单，而不是特朗普所说的“让中国出钱”。
        
        3.舆论普遍认为，拜登政府更有可能回归多边合作框架，修复与美国传统盟友的经贸关系，并与中国开展气候等领域合作，甚至有可能更多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被特朗普政府搁置的多边平台。
        
        4.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出台，很多都得到美国国会两党共同支持，因此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做出全面调整。但是在部分实施细节上，仍有可能进行变通，从而照顾到欧美企业自身利益。
        
        基于以上预期，中国企业有可能在“拜登时代”来临之际，获得新的机遇：
        
        众所周知，“关税战”直接导致制造业（特别是以美国为目标市场的制造业）加速从中国向外转移。尽管关税并非供应链转移的唯一原因，但是，如果拜登政府最终在对华加征关税上做出调整，这无疑将减缓企业进行供应链转移的紧迫性。同时，贸易政策的稳定持久，也更利于企业做出长远和理性的规划。如果没有美国301关税的重大压力，跨国企业将有机会更多利用其他区域性资源来优化全球供应链。
        
        即使不考虑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在当前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下，中国本土企业对内寻求产业升级、向外进行产能合作，实现高质量的国际化仍是一个符合长期商业战略的发展方向。在此商业趋势面前，产业园区乃至地方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如何帮助企业正确建立一个以国内为核心、海外为辅助的“一核多点”供应链体系，使得海外产能成为国内制造体系的有益补充。
        
        “技术战”中不断升级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措施，不仅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供应链造成严重伤害，也对欧美跨国企业的对华业务造成重大损失，包括客户尽职调查等新增的交易成本、由于“黑名单”限制而被迫放弃的业务。如果这一现状能通过局部的规则调整而获得改善，或者至少新政府政策的可预见性能有所增强，这对跨国企业和中国本地企业来说都是利好。
        
        此外，中国在“不可靠实体清单”和反制性出口管制措施等方面的推进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变化。双方制裁和反制措施的缓和，也能使大量跨国公司避免“双重受压”的尴尬境地——跨国公司既要遵守美国法律对贸易的限制规定，又不得不考虑因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而被列入中国政府“黑名单”的风险，此外还要考虑在中国的研发和生产受到中国新《 出口管制法》的限制而影响全球供应链合作。
        
        如果拜登政府更多利用多边和双边机制解决贸易问题，这与中国的根本利益相符。如果中美启动“第二阶段”经贸谈判，在消除关税战影响的同时，涉及中国更广泛的市场开放，这既符合欧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符合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利益。事实上，“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已经涉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市场开放，以及降低部分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承诺。此外，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如能通过改革获得恢复，中国也将获得更公平和广泛的对话平台来解决与美国的经贸争议问题。
        
        然而，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背景下，作为传统贸易战武器（并且有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支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可能会被更频繁地采用。今年8月以来，中国已对美国的三个产品发起了六项新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全部涉及化工产品，频率创历史新高。跨国企业在这方面需要有足够的预警措施和应对方案。
        
        另一方面，中国产业高管和中国读者尤为关心拜登当选总统后如何看待美国制造业回归及中美贸易摩擦。
        
        从拜登为制造业回归提供联邦税务优惠可见他的政策导向仍鼓励提升本土制造业能力，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普华永道美国近期调研亦反映出美国制造业高管对拜登政府这一政策走向的预期。
        
        但是实际操作中不可忽略的是，美国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出发点除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考量外，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庞大消费市场。随着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得到更大开发。中国市场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制造业的巨大吸引力可能会成为美国制造业高管作出去留中国的重要决策因素。
        
        对于美国跨国公司而言，拜登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引发他们重新思考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布局，比如借助海外低税率国家或地区设计投资中国的税务架构是否会受到影响、制造基地多元化和去留问题等。不过在涉及到国际布局特别是制造基地选址时，税务政策应只是企业众多商业决策因素之一，其他因素还包括中国国内上下游产业链完整程度、中国自身的市场潜力、是否存在其他替代选址等。事实上，尽管在过去几年一部分的在华美资企业的确在探讨供应链转型的新方向，但相比于东南亚等地，美国仍然并非是首选1的转移目的地。
        
        对于中国跨国公司而言，拜登的新政是否会促进在美国投资及布局将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虽然新政为鼓励制造业回归美国提供了一定的税务优惠，但是同时整体税赋率可能有所增加，孰轻孰重尚未清晰。另外，美国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严格审批以及对敏感行业的限制，也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增加了不确定性。不过，拜登新政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提供的税收优惠，以及对改善环境气候的关注，在某些特定行业对中国企业而言可能存在一些良好投资机会。
        
        中国得益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开放和提振内需等各项政策，2019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1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12.3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规模居全球第二位2。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在经历新冠疫情后，领先全球主要经济体率先恢复，在第三季度实现4.9%的增长，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稳定器”和“避风港”。此外，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动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进一步释放，中国作为全球主要市场的地位也在上升，吸引更多外资以“立足中国、服务中国”的策略在中国继续本地化。根据近期一项上海美国商会联合普华永道的调研显示，有32.1%受访美资企业认为中国市场是美国总部的主要利润来源，82%的受访美资企业表示将继续保持其在华的制造业务。
        
        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在税务、贸易和投资政策各方面，都将面临相当程度的调整及变化，对于不同领域企业，相应地会有不同规模的影响以及不确定性。普华永道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并分享最新动态和见解，协助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重新审视在新时代下税务、投资和贸易等各方面状况，抢占先机，积极应对局势变化。
        
        1.根据上海美国商会联合普华永道中国在近期的线上调研
        
        2.参阅《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0》发布——中国成跨国投资“稳定器”： http://www.gov.cn/xinwen/2020-11/06/content_5557756.htm
 

来源于： 普华永道中国